贵港市

此外,广义上知识产权难以描述出所属权项的共同特征,除客体的非物质性外,诸如独占性、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不可能在每一项权利中表现。

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与子女赡养父母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尽管社会转型意味着两种制度的前后更替，但反馈模式自身却可以穿越古今而出现在当代社会。

它虽已是较为具体的规范，但也只是要求子女应当而不是必须经常看望或问候父母，因而与其说是要对子女的行为予以规制，倒不如说是只对子女该如何行为做了提倡。其二，把权利放置到后置的位置上，也就意味着要抬高伦理并且尽量缩小权利话语的运行空间，而与社会转型时期注重立法的时代走势不符，甚至会否定法律的存在意义。因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存有差异，使得接力模式及其私法契约论逻辑难以为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基础。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学确曾受到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说明法官把儒学文本视为孝道理念的权威表达，并且要借用权威表达来加强判决的权威性。

汉至清末民初的政治意识形态借用儒学而型塑并且一直沿用着父权制度。毕竟伦理话语本身甚至本来就是血缘亲情关系的语言表达，而权利话语更依赖于法律与社会制度的外在供给。但是怎么兼顾？如何平衡？有什么手段？有什么办法？关键就是机制，平衡论的重要内涵应该就是设计出一些机制，以实现动态平衡。

还有一难是结案难，拖很长时间。我说，研究软法的确是从政协和党派工作引起的，但是，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如果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应该大胆地认识它、研究它。总之，人权具有很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我们人权研究会在这方面也会继续推动。《行政诉讼法》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事案件谁告谁都可以，因为是平等的，行政案件的话，只有民可以告官，官不能告民，没有告的权利，所以，首先在这方面要给公民足够的权利。

这个看法是有一些片面性的，人权最早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提出来的，但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入手。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培养高级法官，办了两个班，一个民事的高级法官培训班在人民大学办，行政法的在北大这里办。中国人权研究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在人权保障的道路上坚定走下去，加强研究，增强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增强人权自觉和人权自信，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共促人权大业。我们提倡研究软法，倡导一种硬法、软法混合治理的整体的法学理念，这在法的认识上是一种突破，在治理模式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关于人权进步的表现，第二点应该是人权立法方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罗豪才：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宋功德在2006年合写了一篇文章公域之治中的软法，在《中国法学》发表，里面就谈到治理与软法的问题，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国法学会一等奖。总之，还是制度的问题。总体上，从宪法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独立的，而且应该独立，但实际由于体制机制上没有理顺，法院很难完全独立，要依赖于行政机关。我们人权研究会作为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也拥有广泛参与联合国活动的相应权利。

我觉得关键是要下决心改革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的管理，这个最重要。我们与罗老师的这次对话主要关注他的理论研究，涵盖了中国司法审查制度、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软法与国家治理、人权保障等多个议题。

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关系密切，20 年前您主编过一本叫《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书，专门研究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您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吗？ 罗豪才：欢迎你们。所以对法官来讲，主要是受到的制约比较多，难以完全承担起独立审判的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也利用本校优势，在人权宣传、教育、普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人认为，研究法律的学者不应研究这类现象，这应该是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范围，和法律没关系。软法实际上就推翻了这个定义，当然不是全部推翻，有一部分还是可以用的。我们既不能完全延续传统，也不能照搬西方，而是要通过分析，吸取各方的长处，兼顾各方的利益，这从执行上来讲也是讲得通的。《中法评》：我们知道您现在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软法，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软法的研究情况。行政法律关系中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方，这两方是一对矛盾。

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绝对化，要兼顾，要考虑两方面的利益和情况。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软法本身并不会使治理变得更随意、更容易，相反，从实践角度来看，对管理者来说，软法之治并不见得是更容易，而是要求更高了，可能还要更麻烦一些。

二是尝试着以平衡论作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20 年来，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建立了民告官的制度，培养了一批有理论素养、有实践经验的法官队伍，为中国法治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现在我们国家许多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并不严密，有的是靠几个脑袋拍出来的，确实存在规范的冲突问题，因此怎样建立和健全规范的审查机制，对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是很重要的。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1978 年以来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300 件被废止和宣布失效，共占总数的39%，467 件继续有效，其中42 件将作出修改。

我们的主张既不同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也不同于实证法学派的观点。《中法评》：您分析这三难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罗豪才：我觉得中国行政诉讼难的最根本原因：一个是观念。相对来说，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还不够，民主气氛不够浓，民主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需要加强。中国从制度建设，到观念转变，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我们北大的软法研究中心是2005 年成立的，每年都要搞软法研讨会，现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处于理论研究前沿。又经主编和部分行政法教师和研究生反复修改，最后由主编定稿，完成了《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一书的写作。

对公权，首先要制约它，制约是重点，而且要多重制约，既要有外部制约，也要加强内部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以这个为界限，把软法和硬法区分开了。

而且即使在西方，这种控权论也在发生变化。当年我们关注过的公共治理问题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跟当下提出的国家治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今年还要搞一次国际研讨会，聚焦国家治理与软法这个主题。这些建议可以讨论，也可以先试点，然后比较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应该在充分讨论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平衡论是我国行政法乃至公法领域原创性的基础理论。我们人权研究会每年都组织召开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

所以这是三种机制：激励、制约和协商。《中法评》：您能更深入地谈一下制度方面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司法缺少独立性，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 罗豪才：我们的宪法设计，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下面的行政和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分开，并且是平起平坐的。

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及一些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这个需要好好地进一步来研究。习近平主席说过，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当时这个观点还是比较独特的，得到了统战部一些同志和党派同志的赞同。所以，我们提倡研究软法，是要研究柔性治理，或者是硬性与柔性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还是有一定针对性的。